白岩松对我说：“可能等我儿子长大回到故乡的时候，蒙古族文化赖以的载体草原都不复存在了！”真正来到草原上，才知道“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早已是传说。

　　很多人都有草原情结。尤其是在钢筋水泥丛林里“活着”（而不是“生活”）的人们，几乎人中都有一片的草原。

　　我与草原结缘是在11年前。2001年8月9日，正好是我34岁生日，刚刚拿到驾照的我自驾车从中华民族博物院门前出发，一向北，向北，直奔内蒙大草原，开始了筹划多年的大型采风活动“走进56个民族家庭”。

　　此后的3年内，我与轮流随车的记者伙伴们走遍中国，每个民族挑选一个有代表性的家庭，拜访了56个民族；2011年，我又驾驶美国大公羊，开始了“走进56个民族家庭”回访之，通过这些家庭10年的故事，反映各个民族的发展变化。

　　出发前，我把这一构想说给了小我一岁的白岩松，这个来自呼伦贝尔的蒙古族汉子闻讯发了一通感慨：“以我家为例：我爷爷是草原上正的牧民，一句汉话听不懂；我爸爸是草原上第一个大学生，汉话、蒙话说得一样好；我出生在城市（海拉尔），蒙古族习惯已经很少了；我儿子生在镇江，活脱脱是个小汉人了，现在再对我儿子讲他老爷爷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游牧生活，他听着比格林童话都要遥远。只用四代，蒙族的文化传统在我们这个家庭就了，其他民族家庭或快或慢，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

　　小白的最后一句话使我相当费解：“可能等我儿子长大回到故乡的时候，蒙古族文化赖以的载体草原都不复存在了！”

　　那风吹草低、浩如瀚海的草原不是都在那儿吗，怎么会说没了就没了呢？

　　真正来到草原上，才知道，“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早已是传说。白岩松的话并非是杞人忧天，十年间我四回草原，亲眼得见草场迅速退化，草原本身正在成为传说。

　　小伊达木的家与我们的想象有些不一样他们家的住所，包括牛羊马的棚圈，都是清一色的红砖瓦房，而不是蒙古包和简陋的围栏。

　　其实，的大部分地区都不能称其为草原。中部及西部满眼都是的戈壁和荒漠，绿色只是稀稀落落的点缀。只有在东北部才能看到连片的草场，而锡林郭勒和呼伦贝尔是内蒙最好的两大草原。

　　我最先走入的蒙古族和鄂温克族两个家庭，就生活在这两大草原上。

　　我与这两个家庭有了很深的交情。蒙古族老阿爸小伊达木收我当干儿子，赐我蒙古族名字“满来”（满来：蒙古语，最好的、最棒的），我与小伊达木的儿子东日布结为异族兄弟，东日布的小儿子驾希格达莱成为我的干儿子；而鄂温克族宝音巴图大哥、亚荣大姐一定要让他们12岁的小女儿阿丽娜认我当干爹。

　　2001年，第一次从繁华的京城来到人迹罕至的大草原，有一种时空的穿越感。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地域辽阔，4.5万平方公里，97%是草原，9万人口中有5万多生活在城镇，牧区平均一平方公里不到一个人。

　　阿爸小伊达木的家在东乌珠穆沁旗白音呼布尔苏木吉然宝力格嘎查。在蒙语里，“旗”就是县，“苏木”就是乡镇，“嗄查”就是村。

　　小伊达木的家与我们的想象有些不一样他们家的住所，包括牛羊马的棚圈，都是清一色的红砖瓦房，而不是蒙古包和简陋的围栏。因为没有了游牧，毡包就失去了意义。大部分牧民都有了砖瓦房的定居点，而把这碍事的毡包处理掉。

　　房间内的装修相当不错，地面上铺着价格不菲的地板砖，四壁和天花板用实木和混合材料精心装修过，有专门的一间洗浴室，在他们院前100米处还有两间干净、标准的男女厕所，家用电器一应俱全，用电来自一种专门为草原牧民设计的风光互补发电机。如果没有窗外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我甚至会产生一种错觉，认为是在内地的一个经济发达地区的民居内。

　　而当年在距离小伊达木家几百公里外呼伦贝尔草原的鄂温克旗辉苏木乌兰宝力格嘎查，宝音巴图大哥和亚荣大姐还在一定范围内轮牧。他们的夏牧场与冬牧场隔着30多公里，我们到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夏牧场放牧了两个多月，第二天他们就要赶着1700多只羊搬回到冬营地去了。接下来的日子，宝音巴图一家该忙着储备冬草，和他们的牛羊一起迎接漫长的冬季。等到明年雪融草绿时，他们又会找一块水草丰美的轮牧地，把家临时安在那里几个月。

　　“这里的规矩，凡是车上拉着食品饮料，经过一棵松时都要敬一敬一棵松。如果，肯定出问题，不是扎胎，就是没油。”

　　无论是小伊达木，还是宝音巴图，他们都是祖辈生活在草原上的真正的牧民。他们从骨子里热爱草原，这里是他们的家，草原地为他们提供着物质供给和享受。

　　草原上牧民的富裕程度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当年正赶上阿爸过六十大寿而举办的那达慕大会。那达慕是游牧民族传统的盛事，其热烈程度远超我们过年。每年月正是草原上的丰收季节，牧民们卖了“羔子”、剪完了羊毛，腰包鼓鼓，就会相聚一起，祭敖包、赛马、搏克（蒙古式摔跤）、嗄拉哈（以扔羊骨头比输赢的民间娱乐比赛），老友相见、把酒言欢，也是青年人展示歌舞才华、寻找意中人的好时机。方圆百里的乡亲及赛马、搏克高手云集于此，一决高下，争夺小伊达木设立的20多万元的金、品。

　　小伊达木家有2万多亩水草丰美的草场，放牧着2000多只羊，近千牛和马。按照草原上牲畜的统计方法，一头大牲畜（牛或马）相当于5只羊。如此算来，他家的牲畜数量大约相当于7000只羊。宝音巴图家的草场也有一万多亩，牲畜数量略少于小伊达木家。一头羊照300元来计算，这是个很诱人的数字。现在一只羊羔的价格已达七八百元，而大羊动辄过千。这还只是流动资产，像棚圈、机械等固定资产的数量也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目。

　　东日布大哥家里年收入是多少？他说大约不到30万，这是抛掉税和草场管理费后的纯收入。宝音巴图家年收入是20万。别忘了，这是在2001年。

　　牧民们对草原的依赖和热爱是我们无法体会的，草原就是他们永远取之不尽的财富银行，羊吃草长肉、生羊羔、长羊毛，这些都是钱，而羊吃草拉羊粪又肥了草原，草又长得更好，良性循环，代代相传。

　　11年前阿爸小伊达木留给我最深的记忆，就是他对草原的热爱。他出过国，到过大城市，但他的心永远在这块绿色的土地上。他不容许别人他的草场。我们刚到的第二天，苏木（相当于乡镇）闻讯过来看我们，为了走近道，吉普车直接从草地上开过来，小伊达木当着我们的面就这位父母官。

　　一千多人的那达慕大会过后，阿爸一家细心地把蒙古包撤掉后留下的一个个坑洞填好。所有的垃圾，都挖坑填埋，再细心地将挖坑前的草皮复原。我注意到，鄂温克旗的宝音巴图，在撤离夏牧场时，也会细心地重复同样的举动。他们都对我说了同样的一句话：“这些坑不填好，地下的会出来的。”牧民最恨的是四条腿的旱獭，它们挖的那些鼠洞常常成为陷马坑，折断马腿；还有那些随意挖坑的两条腿的人。

　　锡林郭勒草原那场生日那达慕上，最隆重、最神圣的活动是祭敖包。所有牧民，都身着传统服装，在族老的带领下，以牛奶撒向敖包，匍匐拥抱大地，虔诚地进行祭拜。

　　呼伦贝尔草原上宝音巴图家不远有一棵松树，当地人把这儿叫做“一棵松”。有一次，我开车陪亚荣大姐去苏木办点事，回来时顺便捎点啤酒、饮料，往回走时天色已晚，经过一棵松时，亚荣让我停车，她要下车祭拜，她说一棵松很神，有2000多年了，树形长得像一个中国版图。“这里的规矩，凡是车上拉着食品饮料，经过一棵松时都要敬一敬一棵松。如果，肯定出问题，不是扎胎，就是没油。”原来是两棵，几年前这儿有户人家缺柴烧，把另一棵砍了，全家人都得了大病，相继死光了。

　　蒙古族和鄂温克族都萨满教，原始，他们认为有灵，大自然中风神山水草木皆有神灵，值得。尽管在“”前后，这些被当作“”得以，但草原中的这份从来没有消失过。正是因为这份，千百年来，草原给牧民们提供食物和温暖，牧民们也不敢，与草原和谐和睦相处，代代相传。

　　2008年8月，我和两个朋友携妇将雏一起开车来到东日布大哥家奥运的喧闹，这次看到的草已经盖不住十几公分的轮胎了。

　　十年巨变。沧海桑田。

　　十年间，我四次回“家”。每一次除了感受到一成不变的真挚、热情、温暖之外，亲眼看到的草原的变化都让我郁闷和忧伤。

　　2001年的锡林郭勒和呼伦贝尔，虽不能“风吹草低见牛羊”，但至少可以淹没半个汽车轮子。

　　2008年8月，我和两个朋友携妇将雏一起开车来到东日布大哥家奥运的喧闹，这次看到的草已经盖不住十几公分的轮胎了。

　　2009年9月，三回草原，发现草勉强高过鞋面。

　　2011年7月14日，我从鄂温克家庭到蒙古族家庭的上，翻越阿尔金山，这里是呼伦贝尔与锡林郭勒两大草原的交汇处，天高远，外来的相对少些，这是10年来雨量最充沛的一年，7月中旬又是草势最好的季节。放眼望去，满目嫩绿，起伏的草原仿佛用一张硕大的绿毯子覆盖着。蓝天上的白云与绿毯上的羊群上下呼应，羊倌骑着马，狗儿撒着欢，我用长焦镜头把这幅草原牧羊图拉近按动快门，色彩、构图皆佳。放大，放大，咦，看出点问题：这看上去很美的草毯，怎么这么浅？浅得都盖不住羊蹄子了。

　　全国一片大工地，即使地广人稀的草原也不例外，修筑公挖开的两侧的草皮，仿佛一道道难以愈合的伤疤。老阿爸已经去世了，现在像老阿爸这样填埋垃圾都要恢复草皮以“防止从地下钻出来”的人少之又少了。草原的生态是十分脆弱的，牧民所谓的草皮，其实就是千百年“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形成的腐殖层，之下就是细细的黄沙。这些创疤裸露在春季的狂风里，下面的细沙很快就被掏空，的草皮便连片地被掀起、吹走，这里就成了永远不可恢复的沙地。

　　大哥东日布对草原的热爱不逊于阿爸小伊达木。现在他的草场已经多达8万多亩。比阿爸那时的2万亩多出来的这6万多亩，是他从相邻的几个牧民手里转租过来的。

　　草原上的牧民严格来说并不是草原的主人，而只是承包人。就像内地农村的土地承包一样，草原上从上世纪80年代起包草场到户，第一轮承包期30年。阿爸家的2万亩草场是1986年承包下来的。牧民们会用围栏把自己的草场围起来。整个草原就被这些分割得七零八落，传承千百年的游牧方式就此终结。阿爸也只能把自己的2万亩草场划分出冬牧场和夏牧场，最大限度地模仿游牧，让草场休养生息，细水长流。

　　过度放牧是草场退化的原因之一。承包牧民在有限的草场上无限放牧，卖羊羔、剪羊毛，赚回大把的钞票。草原对牲畜的承载量是有限度的，牲畜太多，草原就会透支。干旱的年份，羊会把草根都啃光。

　　而近年来越来越疯狂的地下资源开采，成为对草原性最大的因素。草原下面有丰富的煤及金银锡钨等矿产资源，这些资源造就了让所有中国人都眼红的鄂尔多斯。那些掌握资本的大佬们像苍蝇来到草原，打一个探井给承包牧民5000元，看在钱的面子上，牧民们很配合，如果探到矿，以后矿区的补偿将给牧民带来更多的实惠，几乎没有牧民能够抵御这种。

　　大部分牧民对这些草原之伤，是因为他们从心觉得草原不是他们自己的，再有4年，第一轮草原承包就到期了，据说草场要重新分配。他们乐得现在能拿到现钱。

　　小伊达木活着的时候，不让探矿者踏入他的草原一步。今天的东日布也一样。但是他家周围的草场上，探井越来越多。这些探井中的绝大部分都成为废井，钻探者为节省成本，懒得去填埋复原。这些废井直径三四米，浅的数十米，深的一二百米，挖出的渣土覆压了草场，面目，仿佛草原上难看的疤痕。

　　尽管东日布不让钻探队进他的草场，但也不能幸免地遭受到探矿的影响，他家草场上有一眼自流井，钻探需要水，他的一个侄子每天都要在这里拉水给钻探队送水，一车四五百元，一天下来收获颇丰，碍于面子，东日布不好，但拉水汽车去往各个钻探点的车辙压坏了很多草地，让他非常生气。“5000元很快就会花光，可这块草场永远地就废了。以后羊吃什么？”

　　大部分牧民们对这些草原之伤，他们从心觉得草原不是他们自己的，再有4年，第一轮草原承包就到期了，据说草场要重新分配。他们乐得现在能拿到现钱。

　　很多人乐得把草原转租出去。大哥家前年新租的6万多亩，平均年租金是每亩3块钱，必须租到16年，这样，五六年的租金近百万。原来的“主人”拿了这笔钱就进城上楼，再买个铺面，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立刻就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后代们，绝大部分都离开草原上学、工作，注定不会再回到草原上。现在草原上的生产者，很多已经不是原来的牧民，而是怀抱着各种目的的外来承包人。

　　大哥租草场是为了养更多的羊，每年9月会在这些租来的草场上打牧草，每亩地能打36捆草，每捆二三十斤。除了留一部分给自己家的羊当冬天的口粮，大部分草捆都销售。大部分牧民家都在过度放牧，冬天草料缺口很大。一捆草能卖1520元，除去草原租金、割草机械及人工费，这是一笔相当丰厚的收入。

　　与羊吃草、再拉屎肥草的传统放牧方式不一样，机械化割草对草原的力是巨大的，特别是那些承包期快到了的式的贴地皮打草，会让草原元气大伤，很难恢复。

　　在我开始十年回访行程之前，看到中国新闻网发表的一篇报道称“中国草原退化面积已经达到了90%以上”。“我国草原面积比林地、农田面积加起来还大，但90%以上都退化了。严重退化的应该在50%以上。”中国农业大学草业科学系教授、国家草地生态系统沽源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王堃说。按王堃的解释，他所谓的严重退化，就是快变成沙地、盐碱地、不毛之地了。这种地方都达到50%了，王堃用“非常”来形容。

　　草原上一个个城市都变得跟内地任何一个城镇风格相近，只留下一个个蒙古族的名称。草原上，骑马的大多不是牧民而是游客；牧民放牧不再骑马，而是骑摩托开汽车。甚至，当地牧民不再放羊而是外地来的打工仔；越来越多的牧民允许探矿者在自己承包的草场上架起探架、打出一个又一个废窟窿，越来越多的牧民出租了草场拿着大把的钞票进城，他们的孩子再也不会回到草原。

　　东日布一家是少数的蒙古族传统坚守者，他们声称不管别人怎样改变他们永远不会放弃草原上的生活。但周围到处是探矿、过度放牧、出租草场的大，也让他们难以独善其身。多承包了6万亩草场为他们带来了更多的财富，但却没有期望中的快乐和幸福。大哥说：“以前多轻松，只要草在这里长着，羊吃草长肉、长毛、产奶、生羔子，我们永远也缺不着钱，该吃肉吃肉、该喝酒喝酒，生活很轻松。现在钱多了，却天天累个半死，没有以前快乐了。我感觉我们就是把以后的草提前割了，换成了一些纸。而十年或者五年之后，草原什么样，我也不知道。”说这些话时，他表情很无奈：“我们不租，别人也会租，别人会比我们（打草打得）更狠。”

　　草原上的交通发生了很大变化，公建设得很好，高速公上难得见到几辆车。离开东乌旗草原时，发现铁也正在大规模地兴建。我想不通，在地广人稀、人员流动很少的草原修高速，特别是铁有何必要？东乌旗网站上说是为了“连接口岸”，为了“结束没有铁的历史”，之后还有一条是为了“运煤”，真是。嘎达布奇口岸另一边的蒙古国是公，咱们这边修铁如何连接口岸？没有铁就是落后吗？以铁草原为代价的历史有必要开创吗？说到底这一切就是要挖煤!

　　当地一位官员私下跟我交流，说过度放牧、允许探矿、性打草，这些都是，背后深层的原因是牧民不再热爱草原，因为草原不是牧民自己的。“鄂尔多斯成为中国的首富，矿业开不可没。可是当年这里叫鄂尔多斯草原，现在叫鄂尔多斯台地，钱是多了，中国一大半豪车都在这里，但当地的牧民想喝口干净的水，也得骑马或开车走老远老远。最的是，鄂尔多斯是各地方羡慕的目标。”这位主管经济的地方官员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无奈的表情让我读到他对这个问题“无解”。

　　草原三人谈

　　邓志新 付出和得到失衡，让他们对草原的爱消失

　　（波恩大学农学博士）

　　我很认同国务院参事陈全生发表过的一个观点：中国的矿产是唯一以开采量计算矿价，而不是以储量计算矿价的。而在国外一般均以储量计算资源价格。这种情况会让很多中小开矿企业选择最好、成本最低的矿来开，因为浪费的地方并不用开矿方负责。

　　目前遇到的问题更像是一场公地悲剧，如果一个公共资源的产权界定不明确，谁都可以去，就会超过它原本的承载量，公共资源就会被不可持续地损坏掉。如果一个公园明确归你所有，那么你就会把它经营得很好。如果有一部分灰色地带产权不清，那么每个人都会想来分一杯羹。

　　虽然是寒带干旱气候，与热带带干旱气候不同，但是它们之间有一个相同的地方： 热带带很多地方，比如热带雨林，看起来植物非常茂盛，但它的表土层有机质也非常浅只有十公分到三十公分，下面全都是沙。这种很浅的表层，如果被农耕、过度放牧、开矿所后，会让的恢复变得非常困难。蒙古草原脆弱的半干旱高原寒冷气候，就更是如此。本来就缺水，又因寒冷，植物生长的季节也不长。从大兴安岭往西，本来是树到草到沙漠的过渡带，但目前草场的畜牧量已经大大超过了草场理论承载量的上限。如果说十万平方公里的牛或羊的承载量是一百万头，那么现在很有可能已经到了两三百万头。

　　我国高校的科研机构属于事业单位，经费主要靠国家发配。而在美国，孟山都公司、杜邦公司等科研公司均表明，最好的科研人员均在企业中，企业的研发费用超过投入研发的资金。欧洲的牛羊选种育种体系、研发的产前产后的服务体系也非常发达，牛羊饮食的合理搭配等等都做得非常到位，产学研结合，育繁推一体化。而中国的科技水平、硬件系统都是由短板原理决定的。这也因为中国的科研机构大多数归事业单位，从编制、经费上来说，都必须由决定，造成产学研脱节。如果是企业自己投资，它就非常清楚地了解该在哪个领域投入多少资金。

　　就的奶业来说，机构会与协会制定配额标准，根据奶农的资产与经营情况来判定是否给他们分配配额。申请到配额之后，奶农出产的牛奶就能够在最低国家价的基础上卖掉，欧洲的牛奶产商会受很多补贴。而我们国家的最低国家价低到根本没意义，又因为一些大企业的谈判能力太强，散户无力招架，在产业链与价格链的分布中，他们付出的非常多，得到的却非常少。我们国家也并没有制定配额标准。

　　目前来说，我国的牛奶市场供不应求，需要大量进口，但尽管如此，还会有一些大型制奶企业、零售企业压价，先预存一批牛奶，然后一段时间不收奶，用这种方法来压低价格。而个人奶农资金不足，基本没有话语权。草原的生活本就艰苦，牧民的付出和得到又非常失衡，让他们对草原的爱失望地消失。

　　伊立奇 没有草原，蒙古人不可能形成自己的文化

　　（杭盖乐队主唱）

　　我出生在锡林郭勒锡林浩特市，一个在草原深处的城市。小时候城市很小，基本没有楼房，找个高点的地方往外看就全都是草。1992年我十二岁时，离开家乡去了。在我还没离开的时候，锡林郭勒就已经有二连油田，是华北油田的一个下属油田。锡盟有很多露天矿，因为坑与面积都很大，挖出来的土堆起来就跟大山一样。

　　农耕在不断向北推进，从到张北到宝昌，全都是农业。从宝昌再往北才能看到草原。但草原的土质并不适合耕种，我在3月底时过通辽，那边已经有了沙尘暴。所以现在又开始实行退耕还林、退耕还牧、只准养大型牲畜等办法，但这些方式同样面对着很多质疑：草原是由很多种草构成的，并不是某一种草吃得越多它就越少，因为牲畜的消化系统会帮助它扩散。蒙古人有五畜山羊、绵羊、骆驼、马和牛，这五畜喜欢吃的是不同的草种，草原草种的不平衡也有可能导致草原的退化。

　　游牧民族的整个游牧过程是很艰苦的，千百年来牧民遵从这种习俗，只是为了能够与自然保持一种平衡关系：因为畜群在不同季节有不同需要，游牧也让牧民能够抵御灾害。比如冬营地就是能够在雪非常大的时候，也能让牲畜存活。而从让牧民定居、实行承包制、再划分草场之后，蒙古草原就开始退化、变化。蒙古人在草原上已经生活了上千年，为什么就在这短短几十年，草原退化、沙化得这么严重？从气候上来说，中国整个西北地区的缺水状况确实已经持续了十几二十年，但在另一方面，与当地的人口增加、对牧民实行定居与承包制也脱不了干系这些政策其实是用农业的视角来看草原的发展。

　　草原每隔十年就会有比较好的时候，比如说1998年和2008年。因为差不多十年才会有充沛的雨量。但这种“好”的状况也并非是所有的地区，有些地区会长期恶化。而若在草原深处建一个矿，草原上又不可能有公，一些运输的大卡车就会在草原上随意地走，而并非沿着同一条走。这种重载车会在草场上压出很多条道，草根都压没了。也有一些从内地过去的司机，直接压过一些牧民用栅栏圈起来的草场，因为他们懒得绕。这种情况牧民一般不了，因为对方的工人一般都有好几个，而牧民并不像农村那样挨家挨户，一户牧民周围往往一两公里之外才会有另外一家人。

　　这两年发现的矿主要就在锡林郭勒和呼伦贝尔，这两块也是仅剩的草原。呼伦贝尔盟发现的露天矿非常大，据说还有油田，是的三倍。呼伦贝尔盟还有一些化工厂入驻。在锡林郭勒修公时，因为没有给水流留一个出口，导致一块湿地消失了。

　　从1992年离开后，我差不多每年都会回去一趟。近几年回去得比较少，因为回去后觉得越来越失望。没有草原，蒙古人不可能形成自己的文化。这种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也决定了蒙古人对于自然的不同认识。我也听说过这样的故事：牧民卖了草场来到城市，却又根本没有一技之长可以为生。在城市、在草原中，都没有他们能够的地方。

　　石磊 大量开矿之前，草原的退化已经存在

　　（富华宇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华北区总经理，熟悉）

　　其实在大量开矿之前，草原的退化已经存在。上世纪90年代时煤炭的价格很低，并没有大量开采，那时候鄂尔多斯也没有多少矿。（根据鄂尔多斯市发展委网站数据，上世纪90年代末已有部分草原退化、沙化严重。）我去年去鄂尔多斯，也去了呼和浩特，已经没有什么绿色的地方，唯一的感觉就是风沙都很大。我在鄂尔多斯基本没有见过放牧的。鄂尔多斯70%的地方都有储煤，矿的都比较集中，因为挖煤洗煤等的产业链不能相离太远，所以开矿就算，也只附近地区。在康巴什等没有开矿的地方也一样沙漠化，没什么草原。

　　以前开煤矿的企业中，乡镇、个人、国有企业都有。后来因为事故频发，国家开始控制煤矿开采，进行煤炭重组。一是国有大中型煤矿之间的强强联合，国内大型煤炭企业位列500强的就有三家：神华、冀中能源、平煤。二是用国有大矿兼并私人矿，将所有权收归至国有煤矿。现在矿所属的法人越来越少。但内蒙有些例外，私人矿不少，比如规模很大的伊泰集团，它在煤矿开采、循环利用、绿色矿山等方面做得都很好。

　　很多人对于煤矿的印象就是污染与高能耗，但其实煤炭本身就能够做很多的循环利用。很多企业也提出高能低碳，采煤不烧煤。比如挖煤过程中产生的瓦斯气体，就能够为本地企业供热供电。因为煤炭的运输问题一直很难解决，所以将煤炭在原地转制成其他能源，如气、油和电就成了煤企的首选。又因煤炭在国内主要是用来炼钢和发电，在煤矿旁边一般都会有电厂。神华集团就已开始用煤制油、用煤制气，随着石油价格的上涨，煤转油、转气也会越来越多。对于煤炭的二次加工也会在煤矿旁进行，现在的煤炭企业都是一个很大的产业园神华就拥有自己的加油站，好多大型煤企也建造了矿山花园区。

　　煤炭的污染主要集中在开采时地面塌陷，采煤洗煤过程中产生的污水，拉煤运煤时对外部产生的影响，以及露天煤矿的矿坑污染。原来的挖煤步骤是挖煤、洗煤、筛选品色，再运输出去。现在则多出了一些循环利用的部分，比如筛煤洗煤之后大量的煤灰煤渣，现在都直接在旁边建水泥厂，将它们水泥化。除此之外还会在旁边建污水厂，把洗煤的水通过二次绿化，再供给水泥厂。而在挖煤的同时也会进行填充，这是国家的硬性。煤企赚到钱之后也会在当地投资，用其他的能源代替煤炭很多大型的煤企都拥有风能发电和光热发电厂。

　　除了外部，在矿井内部的也是减少污染的重要部分。以前有很多污染都来自于内部，今天需要一个系统就拉一个缆线，明天需要另外一个系统就又拉一根缆线，并没有统一的规划，导致井下线复杂，设备不稳定，矿工不安全。现在已将铜缆全部改换成光缆。互联网、光纤高速宽带、传感器等技术手段，也已把井下构建得更好它们通过光信号建造井下光纤环网，把煤矿所需要的工业自动化生产主系统统一接入一个端口，将井下所有电信号都为光信号，不仅降低井下投入，也提高了安全指数。而又因为光纤是由玻璃纤维造成，成本更低也不会有重金属污染。

　　现在的煤矿早已不是挖个坑下去采些煤出来这么简单了，未建成六大系统是不准开采的。当地的安监局与煤炭局都会对煤矿进行很多巡检，六大系统齐全才会给予开采证，若有系统不全的矿一经发现马上封矿。除此之外，煤炭企业上缴的费用也在增多，国家已经，根据企业的产量，每吨必须提取一些钱来做安全和环保等方面的建设。新出台的草原植被恢复费也属于这类费用。现在开采的矿源上都建造了很多花园式厂区，有花有树，绿化得很好，看起来都不像煤矿企业。冀中能源就有一个花园矿区建造得非常漂亮，地方已经要求其他煤企像其看齐。但归根结底，草原绿化的职责更多是在身上，靠企业是做不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