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4名大学生想去南中国考察，变革中的中国。可行程伊始，便受困于经费。这时，湖南娄底一位廖姓厂长资助，终于让他们完成了心中梦想。25年后，考察队中的一名学生已成为全国著名的财经作家，虽然见过诸多财富缔造者，但这位只有一面之缘的小厂厂长，却一直让他牵挂。今年9月在的多方努力之下，吴晓波终于找到了廖厂长，这一段穿越25年历史尘埃的情感激起强烈共鸣，一群志同道合之人的理想情怀在读者心底激荡。

　　就这样，在无数个晚上的头脑风暴后，吴晓波、赵勇、王月华、梁红4名同学决定开始南中国考察，去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

　　“与其说多去了解业务知识，还不如把自己丢到社会里，去了解社会。”当时，新闻课堂上老师一再强调，新闻一定是产生于社会的，只有对社会有一定了解，才能做一个合格的记者。就这样，他们4人组成了“上海大学生南疆考察队”，找来白色油漆，在红色的旗帜上写上“未来记者”几个字，准备行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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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传到湖南娄底，那时，廖厂长正在经营一家配件厂，和梁稳根等朋友们通宵达旦地讨论“中国的出到底在哪里”。通过一名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朋友核实事情的真实性后，廖厂长给他们寄去了7000元。这令吴晓波等人猜测：出手这么大方，对方肯定是个大老板。

　　考察途中，他们特意来娄底拜访了廖厂长。在一间简陋、局促而灰暗的办公室里，他们见到了这位瘦高而寡言的人，令吴晓波惊讶的是，廖厂长经营的是一家只有二十来个工人的小厂，坦诚支持考察仅因“支持对理想的热情”。聊天中，廖厂长说，他想请人翻译一套当时国内还没有的《马克斯韦伯全集》。简单的见面后，廖厂长只提出了一个要求，要看到考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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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贵州一座大山里，有一个母亲带着3个女儿，丈夫死了，大女儿才9岁，这位三十多岁的母亲看上去像有五十几岁。打开锅盖，里面只剩番薯，没有一滴油，墙上挂的全是辣椒。母亲用自己做的东西下山去换布和盐，全家只有两条裤子，三姐妹轮着穿，每天都有一个孩子只能躺在床上，不能出来见人。

　　考察队心酸难耐，从微薄的经费中拿出50元塞到这位母亲手中。吴晓波回忆，当时，那位母亲高兴得在家里跳来跳去，在场的村干部说：“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钱，不知道是多少，只知道是很多钱。”这令吴晓波也很伤感：“见到了真正的贫穷，了解到了真实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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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云南，当时还是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前线，因为赵勇是全军二等战斗功臣，4名学生通过特批，被允许跟着士兵进入前线。

　　在危机四伏的战场，部队派了一支队伍护送，将他们围在中间，战士们则在外围用身体防御随时可能发生的。他们从山间小走过时，两边山头被越南人占领，队伍就在对方的狙击步枪射程之内，边还有不知数量的地雷，每一步都走得如履薄冰。考虑到，部队要求考察队白天上山，黄昏之前一定要撤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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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刻，他们感受到：扑面而来。那时，整个社会都想去了解真实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出发前，解放日报总编辑还特意找到了他们几个人座谈，希望将考察中的情况邮寄回上海，在上刊发。但因为各方面的原因，考察报告没有成行，仅在上发表了几篇新闻稿。

　　团队之一王月华给廖厂长寄去了一份手写的报告，很简单，没有系统的研究。但那次考察后，很多东西在他们心中沉淀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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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25年里，考察队赵勇去了中央人民，现在是上海站；王月华现供职于《深圳特区报》；梁红后来去了，创办了《讲述》栏目，现是科教频道的副总监。而吴晓波干过13年记者，也写了十几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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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那一年，吴晓波被保送研究生，但他放弃了，回到杭州进入工业组，开始了长达13年的商业记者生涯，这个平台让他能在中国各地采访、调查，深入地了解世界。

　　那时，办公室有两位前辈，一位是离休干部，还有一位是1950年左右出生的人，因热水限量供应，他们每天上班拎着热水瓶排队，打好热水带回办公室，然后写稿、采访，下班时将热水瓶带回去，每天如此。“我难道就这样拎一辈子热水瓶?”吴晓波常常反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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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下午，吴晓波与哈佛大学的教授和学生进行了一场座谈，主题是中国公司的成长之。这些来自不同国家、有着不同学术背景的人一起头脑风暴，讨论以中国公司为主题，却又不时穿梭在美国、日本、欧洲等不同国家和制度里。

　　通过那次座谈，他发现中国企业研究基础很薄弱，既缺乏完整的案例库和数据库，更没有一个系统化的历史描述。对于中国公司的判断，仅停留在一些片段化的、感性的认知上。而这些，成为了国际沟通的巨大障碍。梳理中国企业发展史的想法第一次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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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他去一个“造假村”调研，村里人把面粉和糖搅拌在一起，然后把它蒸干，做成颗粒状灌到包装里，就变身为板蓝根、养胃冲剂等送到市场。他调查完走到村口，忍不住问村长：“我说你们有没有，所有买这个东西的都是病人啊!”不料村长坦然地讲：“吴同志你知道吗，我最大的就是让我全村的人都富起来了。”

　　此次调研后，吴晓波的价值观发生了一些变化，他感觉，“人生也好，国家的进步也好，它不是一件非黑即白的事情，大量的事情发生在一个灰色的地带。”这也令他的文字更趋深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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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作，是为了对抗遗忘。”三十年的企业史是中国发展的缩影，也印证着思想的变迁。30年来的家国情怀和理想主义发生了一些变化，吴晓波时代更倾向用的方式改变世界，可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人们享受的资源和机会更加多元，他认为，现代的理想主义也更加务实，必须要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去改变世界。

　　这一次寻找廖厂长后，他对理想主义有了更深刻的思考：理想主义建立在个人的基础上，首先要对自己负责才能对国家负责。“修身，齐家，，平天下”在现代的意义首先是确定自己要过一个怎样的生活，能够发现自己的专长，先是自己弄清楚要干什么，再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看看自己的专长能否帮助到别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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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四名学生吴晓波(著名财经作家)、梁红(现央视科教频道副总监)、王月华(现深圳特区报总经理)、赵勇(现中央人民上海站)怀着“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的心态想去看看真实的中国。

　　当年，这四人组成的小组在跑遍了上海各大国营单位寻求赞助无果后，无奈在《上海青年报》刊登了一篇求助文章。湖南涟源人廖群洪(梁稳根同班同学)在看到这一消息后，主动联系上吴晓波，为他们汇去了7000元，考察小组得以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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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0月25日，在洪江古商城“廖厂长、南疆考察队见面会”温暖上演。吴晓波和长沙市涟源商会各捐资100万，成立200万元的“吴晓波廖厂长青年创业公益金”，公益金主要帮助湖南青年创业，用于创业培训和创业投资，解决青年人创业无资金、无经验、无社会资源三大痛点，作为对廖厂长的回报。

　　“寻找廖厂长”的温暖故事被重启后，他们的理想主义和家国情怀，激起了广大读者与网友的强烈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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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晓波说，人不会因为赚了多少钱而被人记住，人们会想念他的原因，一是你有哪些行为改变了这个世界?二是你付出了很多，用自己的方式去帮助了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东西。

　　廖厂长说，我们都是普通人，我只是做了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作为中国的一份子，每个人都从身边做起，去影响身边的人。要实现中国梦，必须所有的阶层、所有的力量，真诚地通力合作，才能实现中国梦，不然就是喊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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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厂长

　　廖厂长，真名廖群洪，娄底涟源人，出生书香世家，现居长沙，从事过机械业、地产业，通信业，现从事矿业，正筹备一家上市公司。与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是大学同学，现任长沙市涟源商会副会长。

　　吴晓波

　　1968年生人，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上海交通大学、暨南大学EMBA课程教授，常年从事公司研究。2009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年度“中国青年”。 著有《大败局》，《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浩荡两千年》等畅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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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事偶然，亦是必然。它是时代的必然，亦是文化的必然。”

　　郑佳明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省社科联原

　　时代必然性

　　中国经历过三个燃烧的时代。一个是时代，在湖南，从谭嗣同始，到黄兴、蔡锷、宋教仁，新旧这么多人赴死。第二个是1949年解放后，民族，人民解放，冲天的活力。1978年是第三个燃烧的时代。十一届三中全会点燃了思想解放的，中国开始富裕、强大的道，开始了新的历史阶段。高考恢复、农村实行生产经营承包责任制、城市企业大包干整个社会充满了活力，人们充满了理想与。廖厂长做此事时，刚十年，他与南疆考察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是时代的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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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素讲过一个意思，我们为什么而活？一为追求知识，二为追求爱情，三为悲悯，为了帮助弱势的人，这是能使我们幸福起来的三件事。从这个角度来说，廖厂长的行为是一种行为，跟任何人无关，他不为任何人，只为他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人格的崇高和完善。

　　当人得到社会尊重和心灵解放时，他更需要实现自己。这就像曾经一个在汶川地震中的助人小伙，他回去和他老婆、亲朋说，他去汶川了，在那帮忙扛了几天大米，心里特舒畅。此时，他为自己、为国家的目标就统一了。但我们离这种回报心理差距还很远，所以我们把廖厂长的这个事情当做一个新鲜事。因为这些年这些东西太匮乏了，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有差距，但却在现实中又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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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里讨论如何让理想回归，但我想说，理想不是谈出来的，而是涉及到进一步解放思想和社会活力解放的问题。如果说1949年是民族解放，1978年是思想解放，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迎来的是社会活力的解放。这是一个伟大的解放，涉及到人的转变，观念的转变，制度的转变，让我们不仅在物质层面有所发展，在文明和制度文明层面也应该高度发展。我们发展不能只靠物质，而要靠人靠人的创造力，靠人的智慧，靠人的文明，靠人的解放，靠我们的社会解放活力。

　　25年前的故事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其实就是价值需要。我们现在要重温文化，就在于文化里的家国情怀、对人生的终极关怀等内涵，它们能引领着我们界范围获得新一轮的发展。所以我们才希望通过吴晓波，通过廖厂长，使思想更，使社会更有活力，为我们下一次的，为中国复兴注入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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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年来，为什么我念念不忘这个“老男人”？昨天我还买了束花送给廖厂长，这是我人生第一次送花给另一个男人。1989年的时候，我和我的复旦大学的同学，决心要用脚去南中国走一圈，去考察变革中的中国。如果没有廖厂长的7000块钱，我们的南疆考察是进行不了的。廖厂长没见过我们，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谁，求助信在上海《青年报》刊登后，他只是写了一封信，问是不是有这件事，我回说有，过两天汇款单就到了，他对我们没有任何的。原来我们以为他可能是中国首富，到了娄底才发现是个挺小的企业，他的付出甚至没有考虑成本。

　　我们的社会正在变得越来越物质，我们开始用来评价一个人的价值，任何东西都可以交易，所有交易都有成本。相比之下，廖厂长不计成本、无法交易的行为，是那么罕见。这就是为什么，我会那么多年念念不忘廖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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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晓波：理想从未远离。现在年轻人并不缺乏理想，只是与当年的年轻人不同了。我们那一代人，抱持的是一种大的家国情怀，我们相信奇迹，更倾向用激进的方式改变世界。而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的理想更具体、更务实，他们相信常识、相信专业，希望用专业知识去改变世界。

　　我的女儿18岁了，她有理想，认为中国的流行音乐行业很差，她愿意为流行音乐事业去上大学专业和以后的职业。而我跟月华当年在大学毕业时，还根本没有任何职业规划。所以说，一代肯定比一代好。要找回“廖厂长”，我认为对年轻的一代，我们要更具体、更专业。我不是很会讲理想，但我相信行动的力量，所以我想到做一个创业公益基金，我想跟年轻人一起去实现一些超越物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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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25年前，考察队的同学们在上海向全国求助，最后真正给予实际资助却是湖南涟源人廖群洪。廖厂长的故事，也是个湖南的故事，一个湘商的故事。这个湖南的出现，是偶然还是具有必然性？

　　吴晓波：“不靠谱”恰恰是湖南人热血的理想主义。

　　研究中国历代的商业文明，会发现湖南不是一个商业大省，却是一个人文层面的大省。对于廖厂长来说，7000元应该已经超出了他当年的承受能力，毕竟他的月工资只有200元。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湖南人做事有点“不靠谱”，都没看见人就付款了。而这点在别人看来的“不靠谱”，恰恰是湖南人热血的理想主义，是湖南人骨子里的重信重义。

　　郑佳明：廖厂长背后，是湖南人坚守的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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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关注这个故事，因为它本身是一种。在一个等价交换、任何事情都要考虑成本的社会里，我们要重构商业价值观，重新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回到传统文化的根。中国推崇“五常”，礼智信。没有先后，五个并举。但是否做到了齐头并进呢?其实我们对义和信的追求是匮乏的。木桶理论的观点是，取决水容量的因素是最短的那根木板的长度。就市场发展看，“利”是最长板，“信”和“义”是最短板，这就是症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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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至今，中国大概评选过18个首富，我见过15个。对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我都不会念念不忘，唯独这个不知名的小厂长。我参加工作后，中国进入商品社会，开始用来评价人的成功和价值。经济学中的“交易”和“成本”两个词，渗透到社会各领域。一个人长期在商业的社会里写作、观察，很容易变成一个只交易的人，很可能变成灰色人物。

　　但回头一想，有些东西无法交易，人还是有些形而上的追求。有些人在追求这些形而上的东西时，是没有考虑成本的。廖厂长就是其中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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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的故事。每个人可能都遇到过自己的“廖厂长”，也可以做别人的“廖厂长”。这个故事真的很好，有理想、有情怀、有。然而单讲理想是不行的，理想后面是，单是意义就淡了，后面还要有传承。“吴晓波廖厂长创业公益金”，这就是一种传承，让这个故事不仅可以讲25年，还可以讲下一个25年。